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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方能加快培育更多应急类慈善主体，让社会公众有更多选择权，同时推动官方慈善组织在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二、由“被动发布”向“主动沟通”转变，完善疫情捐赠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透明度原则是慈善捐赠的一项基本原则。从目前指定的5家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来看，披露标准和规范不统一、信息不详尽、解答网民关切问题所释放的信息模糊不清，甚至工作人员还与新闻媒体产生冲突等，极易引发新的网络舆情。

　　但在交通这个大市场，盈利始终是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了盈利，滴滴先是拆分专车业务，后又大规模进军海外市场，盈利仍然遥不可及；现金流和投资人的双重压力下，摩拜单车选择27亿美元卖身美团，交易中高达10亿美元的债务令人咋舌；纳斯达克上市的优信二手车，去年营收19.51亿元，亏损却高达27.48亿元。

第五，老产品在压缩进度不低于上述最低监管要求的原则下，各行可根据自身的情况与监管部门协商，特别是对于各行理财持有的少量2025年仍无法退出的股权资产，实行一行一策，但对应的理财产品规模应控制在5%以内。负债法实施路径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放宽新产品认定标准与延长老产品压缩时间的权衡上选择了后者，这样做虽然整改进度慢一点，但可以把老产品基础打好，避免未来二次整改；二是全行业理财产品整改进度有明确预期，不合规的理财产品可以在未来明确的时间内原则上清理完毕（历史遗留问题控制在5%以内）；三是充分考虑新产品市场接受较慢的现实，降低老产品压缩速度，易于保持社融基本稳定，减少了对银行本身、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四是方案把重点放在理财业务的负债端，不再强调资产回表和到期收回，资产的具体处理方法由各家银行自行决策，监管部门只需要关注老产品规模这一目的，可验证性更强。

另一方面，“真结构性存款”也会出台相应的引导细则，在规模、结构、标的、信息披露等多方面进行指引。戴志锋称，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发达金融市场经验来看，结构性存款业务的监管显著严格于普通存款业务，同时为显示结构性存款显著不同于普通存款的风险特征，“结构性存款”法律文本上的名称多为“结构性投资产品”。

金砖国家发展合作带动了多边共赢。2016年，金砖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约为1970亿美元，成为全球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重要力量。同时，金砖国家相互之间投资也整体向好，2017年，中国和俄罗斯贸易额达到840.7亿美元，增长20.8%；中印双边贸易额比上年增长20.3%，达84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过去五年是联想比较艰难的时刻。我们同时面对三重挑战：首先我们要完成两大并购业务的整合（IBM X86服务器及摩托罗拉移动），而市场变化的现实与我们并购时的理想初衷差距巨大；其次，我们要推进两项重大转型（从产品导向转向客户导向，从单一业务转向多元业务），不但需要思维模式的改变，还需要配合相应的能力、机制和文化建设；最后，我们要顺应时代的滚滚洪流，形成面向智能化时代的新战略。